二是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但是，它触及到了一个深层问题即法的自主性。因此，面对法的自主性悖论，法理论必须承担去悖论化的任务。
于是，法理论则承担着去悖论化的任务。法律系统的分出是法的自主性之前提。当法律移植带来规则改变时，这就可能与维持既有制度稳定的要求产生不一致和不协调。五、结语：法治就是捍卫法的自主性 法治是现代中国法律秩序的理想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民粹司法论可能将司法顺应民意误读为民意决定司法，进而可能使司法公信力问题变成一个司法必须迁就民意的问题。
反之，以民意为依归来构筑司法公信力的命题却可能遮蔽法的自主性问题。换言之，法律对社会环境的统治和支配，是以法律本身的自我统治和支配为前提。这种人权进路强调的是人要有能力平等地获得机会。
实则，儿童利益与家庭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某些特定情况下如何考量儿童最大利益问题，最常见的就是特定情况下的监护权归属，比如医疗生殖、离婚、家暴、收养等事件中儿童监护权归属的确定。首先，《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所享有的各项实体权利做出了规定，指出当审视儿童权利时，其最大利益应当是首要的考量。在界定不同群体平等权利的含义时，尤其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因为，了解差异是根据需求提供支持的前提。二是单方监护中的探视权问题。
当然，无论是儿童脆弱性还是成本效益考量，能力发展理论的根本在于实质平等，但有时候保护弱势的力量也会受到限制。从这一角度出发，保护儿童免遭暴力侵害不仅需要惩处施暴者，整个少年司法系统和包括福利、医疗康复、教育等部门都需要协调一致，从整体上考虑暴力受害儿童的利益。
措施上基于罪错少年身心发育特点和可塑性，宜采取个性化治疗方案。尽早评估破裂家庭给儿童带来的后果以避免儿童处于紧张的家庭关系中。对此，美国医学会提出了合理性标准：儿童最大利益标准的决策不应受代理人自身价值的不当影响，而理性人在类似情况下都会选择的治疗。二是采取的反应要与少年情况和需要相适应。
在处理儿童利益与家庭利益冲突中，往往涉及儿童、父母、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首先对这三者关系的法律定位予以明确。但是，该条并没有对最大利益原则的内涵和标准做出阐释，这种标准和社会传统存在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该原则涵义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也为其实施带来了困难。总体上看，少年司法采取的特定原则以及追求罪错少年回归社会的目的，无不映射出注重少年最大利益的考量。美国学者对少年司法改革进行了归纳，总结出若干有利于少年需要的干预和替代措施，包括预防性措施，分级制裁（家庭、社区参与康复），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家庭和解会议等），强化缓刑（社区监督缓刑等），中间制裁（药物治疗等），各种治疗和行动方案（惯犯康复服务等）。
不可否认，有论者所主张的儿童最大利益标准传统说和《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标准说对处理儿童具体事项都有一定的解释和指引功能，但如何评估和确立儿童的最大利益仍然需要具体分析。因此，在家暴事件中确立儿童监护权归属时还应当考虑儿童的情感心理安全及需求。
显然，一审法院采取血缘传承立场判给了祖父母，但二审采取儿童利益视角改判给了母亲。从国际层面看，少年司法特别原则在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儿童权利公约》中都有所体现，包括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保护隐私、相称性、尽可能不剥夺自由、少年福祉优先考虑等原则。
该范式注重少年能力发展以及非刑事化的处遇措施，是基于少年身体和社会心理发展不成熟的考量，少年的身心特点不仅决定其决策能力减弱，也决定其犯罪的可谴责性与成人有所不同。尽管少年司法一直处于变革当中，但从中始终能够看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发挥的指引作用。因此，与传统权利理论相比，该理论更能解释权利冲突下儿童特别保护正当性的核心问题。尽管从儿童最大利益出发，最终孩子监护权判归了母亲，但仍然留下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在决定孩子监护权归属时，是考虑监护人的权利还是考虑儿童利益。实际上，共同监护更多地考虑了父母之间的平等，而非儿童的安全、福祉和最大利益。从立法的角度看，最大利益条款是保护儿童权利的纲领性条款。
少年的不成熟和脆弱性、易受外界影响、冲动以及普遍缺乏远见等因素，可能导致经验不足和缺乏判断力，损害其明智行使权利的能力，因此，少年的不成熟及其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不仅影响其责任承担和具体处遇，也是少年司法发展出一系列特别原则的根据。传统的刑罚及相应的监狱文化可能导致少年犯发展为成年犯，并不符合社会利益的追求，而罪错少年复归社会成为有用公民才符合少年及社会双方的利益。
最后，最大利益作为一项处理儿童事务的行事规则，即每当就儿童问题的具体事项做出决定时，不仅决策过程要有合法的程序性保障，而且需要说明是否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特别是当儿童利益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如何以儿童最大利益来权衡的。因此，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在处理父母虐待等家暴事件中，需要厘清儿童利益和父母利益的界限，在法律和政策措施方面确保儿童的身心康复及社会复归为首要考虑，父母的权利保护则应当退让。
在政策层面，委员会通过对最大利益标准的阐释推进了该原则的实施。第二，在权衡最大利益标准时，不仅应当通盘考虑儿童的各项权利，还需权衡各种可能的冲突因素，关键是要看对儿童最好的考量是什么，特别是在诸如终止监护权等利益权衡中。
历史的发展为此提供了佐证。这种模式的少年司法制度更加重视儿童福利，想摆脱刑事程序对少年的伤害，关注少年福祉以及社会生态对儿童的影响，儿童最大利益是该模式的观念基础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看，尽管二者是相伴相生的，但比较而言，权利处于主动地位，义务处于被动地位，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义务需要被某种权利所约束和支配，义务主体应按照权利主体的指示和要求去做或不做某事，因此，在权利是第一性的要素，义务是第二性的要素的关系格局之中，权利成为法治思维的运行起点。据此，本文认为，以一种简约但不简单的立场认识法治思维应基于日常生活实践，从权利概念入手，辨析利益与权利，并动态展示从利益主张到权利诉求的进程。
钟欣，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利益转化为权利应经过利益识别、利益正当性证明和利益被权威认可三个步骤。
对此，部分研究在区分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的性质与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不同观点，比如，有学者认为，法治思维具有系统性特点，除了涵盖法律关系思维、权利义务思维、正当程序思维等法律思维模式之外，还包括法治实践中所应遵循的规则治理思维，或者认为法治思维是政治思维、战略思维、治理思维、大众思维，而法律思维则是司法思维、技术思维、裁判思维和职业思维。三、利益、权益、权利 权利理论中对权利本质的认识大致包括自由说（意志论）、利益说、力量说（能力说、资格说）、选择说、规范说、手段说、过程说和价值说，其中与利益最为相关的学说当属利益说。
对现有的、主要的法治思维的概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由于主体立场、拟解决的问题和问题所处的场景的差别，不同学者剖析法治思维内涵和阐释法治思维功能的角度有所不同，所形成的概念之间既有交叉和重叠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与分歧。在司法活动中，由于诉讼主体的多元化和诉讼案件的个性化，法治思维操作路线的四个步骤可能无法在一场司法活动中全部凸显，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技术，法治思维在司法中的实施效果除了受到社会成员习得能力的影响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裁判者职业技能的高低和社会法治环境的充分程度。
二、法治思维的化繁就简 思维是人类认知事物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其重点在于看待事物的角度和路径、解决问题的目的和方向，法治思维要求思维主体按照法治的要求去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在司法活动中，当某些利益主张的正当性不甚明显或被遮蔽时，利益主体需补强、擦亮、挖掘和放大展示利益主张中所蕴含的良善基因，剔除或转变利益主张中所隐藏的恶，甚至从恶中挖掘出善的因子。（一）主张利益 主张利益是利益主体依据自身的意欲表明需求的行为，提出利益主张的行为主体应具备利益主体资格。司法是独立而中立的法庭针对案件争议运用证据认定事实、解释和适用法律，并做出权威性法律决定的活动，其中，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是裁判者理顺争讼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过程，解释和适用法律的结果是生成权利义务的调整方案，法庭针对所争之事（利）做出权威性法律决定实则是以一种权威的、确定的语言表述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
数据安全法所保护的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可能触碰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所拥有的法人财产权、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著作权、民法典所规定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等。与此相似的研究认为，法治思维是按照法治的原则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观念，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行使权力的过程也是消除维稳型、强权型等人治思维的过程。
在司法活动中主张正当的利益要求当事人的利益主张是正义的、可普遍的。在该案中，考生的利益主张是恢复考试成绩和获得经济赔偿，从表面上看，与考生的利益主张相关的权益是受教育权和名誉权，然而，法学院按照考试纪律取消考生在本年、本院、本场的成绩不会威胁和消减考生的受教育权，尽管取消成绩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了考生的名誉，但该决定系建立在查明的事实和公开的考试规则的基础上，法学院不具有侵害考生名誉权的主观故意，故而受教育权和名誉权都不是与考生的利益主张明显相关的权利。
在公共领域，公民通过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参与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政府、社会组织等其它主体进行平等交流、诉求表达和协商对话，或者通过行使批评、建议权和申诉、控告、检举权监督权力主体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公民与其他社会主体在平等、自由协商的基础上建立权利义务关系，通过达成或履行约定获得经济利益和精神满足。从形式上看，法律由权利和义务组成，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过程实则是调整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过程，作为法律的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与法律、法治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关系，这种亲和关系使得法治思维的运用始终伴随对权利义务的思考，以及对权利义务调整方案的追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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